1998年9月14日，我们在华盛顿采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英文叫查尔斯·弗里曼）大使。傅立民非常健谈，但他的烟瘾很重，粗大的雪茄烟一支紧接一支。在有中央空调的房间，我们被随风飘然过来的轻烟熏得有些睁不开眼睛。
在烟雾缭绕中，傅立民大使给我们讲起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下旬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期间，血气方刚的傅立民拒绝为尼克松总统当中文翻译，尼克松为此在北京流着眼泪当面向傅立民赔礼道歉。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傅立民在美国国务院任普通官员，当时只有28岁。美国代表团有包括尼克松在内的15名正式成员，另外还有3名中文翻译，他们是43岁的卡尔文·梅勒特、傅立民和35岁的保尔·科夫诺克。
美国国务院当时还没有专职中文翻译。傅立民的中文是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商业学院学习两年，然后再到台北进修中文。他的曾祖父约翰·弗里曼曾被清政府聘请担任长江洪水控制研究。由于这些原因，傅立民的汉语讲得特别地道，他自然成了尼克松访华的美方首席中文翻译。
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一行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华盛顿，中转站是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在飞行途中，傅立民询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助手（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角色）约翰·霍尔德里奇，尼克松抵达北京当晚在国宴上的发言是否有书面讲稿，他想事先看一眼。
傅立民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关心尼克松的讲话稿，因为听说尼克松在讲话时可能会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毛主席的诗词非常深奥，傅立民不知道尼克松将会引用那一首诗。傅立民说，如果事先连诗词的中文意思都搞不明白，怎么把它翻成地道的中文。
“大高个”霍尔德里奇当时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美方起草人。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霍尔德里奇是布什的副手，担任联络处副主任。离开中国后，霍尔德里奇还先后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大使。1982年5月他陪同布什副总统访华时，担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霍尔德里奇帮助打听后，告诉傅立民尼克松总统晚上将发表即席讲话，没有书面讲稿。傅立民对此将信将疑。根据他的经验，美国总统讲话时，都有写作班子帮助起草讲稿。
2月21日上午“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前，傅立民还是不放心，他悄悄询问尼克松总统的秘书，问总统在宴会上讲话是否有讲稿。秘书请示尼克松后，还是告诉傅立民总统晚上讲话没有书面稿子。
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后，代表团成员都忙于自己的公务，年轻的傅立民被分配看管和负责代表团的行李。机灵的傅立民后来自己打听到，尼克松在宴会上的讲话有书面稿子，而且中方翻译事先已经得到了尼克松的讲话稿。
下午，霍尔德里奇奉命告诉傅立民，尼克松总统晚上在宴会上发表非正式讲话，请他担任中文翻译。傅立民一听就火了，他对霍尔德里奇说，我今天身体欠安，晚上无法替总统翻译，能否请中方翻译代劳。霍尔德里奇理解傅立民的心思，他同其他官员商量后，就决定请冀朝铸代劳。
中方首席翻译是冀朝铸，他在美国留过学，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冀朝铸常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能熟读毛主席的一些诗词，再加上他事先看过尼克松晚上的讲话稿，所以愉快地接受了美方的任务。那天晚上，尼克松发表非正式讲话时，冀朝铸也没有低头看稿子，翻译得相当流畅潇洒。
尼克松在讲话中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对他和其他美国客人的盛情款待，感谢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优美和雄辩的讲话。他说：“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世界的未来将是黑暗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共同利益并一起工作，世界和平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
在非正式讲话结束前，尼克松援引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尼克松接着借题发挥说：“让我们两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本着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干杯。”
宴会期间，“身体欠安”的傅立民被安排在李先念副总理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那个桌子当翻译。那天晚上，他有些闷闷不乐地替罗杰斯当翻译。李副总理在旁边看出傅立民的情绪不好，一边安慰傅立民，一边还帮助他夹菜。有意思的是，李副总理还递烟给傅立民抽。
说到这里，傅立民不好意思地对笔者说：“请原谅我抽烟。我以前从来不抽烟，是李先念副总理‘教唆’我学会了抽烟”。他说，李副总理非常善解人意，令他非常感激。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抽了好几支香烟。从此，傅立民与香烟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烟瘾很重。
傅立民分析说，尼克松当时骗他说没有讲话稿，主要是尼克松想在美国电视观众面前显示他的讲话才能以及突出“非正式”。由于他担心傅立民可能会照着稿子翻译，从而露他的馅。傅立民对我们说，其实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文件只要给他浏览一遍，他就能把内容记住。
宴会后，尼克松总统心里感到很内疚，因为自己欺骗了年轻翻译傅立民。他托人把傅立民叫到自己下榻的旅馆房间，含着眼泪向傅立民道歉。总统在中国向小翻译流着眼泪表示对不起，傅立民马上慌了手脚，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经过这场“误会”后，傅立民同尼克松不打不成交，他们后来成了好朋友。傅立民告诉我们，以后凡有中方重要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尼克松在会见时都指名要他当翻译。谈到尼克松，傅立民至今仍对这位已故总统怀有好感。
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时，傅立民作为美方先遣组成员常驻北京。傅立民后来先后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局中国处处长、美国驻曼谷使馆副馆长、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海湾战争期间，他出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93年至1994年，他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到中国担任大使是傅立民的最大理想。90年代芮孝俭大使即将离任时，华盛顿传说傅立民可能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但后来有人说他太亲华，所以他的提名被白宫官员否决。傅立民目前是美国政策基金会共同主席和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华盛顿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的董事长，经常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访问。
（摘自《目击美国这八年》，朱幸福、杨岩松著，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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